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只有36个背尸人活了下来
日本第二军夺取大连湾后,为攻克“东洋第一堡垒”旅顺口,在大连湾整休一旬。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旅顺口不仅口门严实,而且背靠群山,峰峦蜿蜒起伏,主要山峰上都设有炮台。口门东西两面筑有许多炮台:东面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等炮台,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北等炮台,共有加农炮、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78门。关于旅顺口之险要,黄遵宪曾赞道:“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
残酷的旅顺大屠杀
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增八营4000人。11月初李鸿章又派来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连湾退下来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的残部,总兵力为14700人。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组织了1500名敢死队,准备与清军较量一番。然而旅顺并非山地所想象的那样难以攻取,清军兵力虽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尤为严重的是“群龙无首”,八位统领不相隶属,各行其事。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统,但他行伍出身,战守无策,一味告援,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
11月17日拂晓,日本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日军分三路:一为右翼纵队,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及攻城炮队组成,山地中将为主将,乃木、西、长谷川三少将为其下属;二为左翼纵队,由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满益少佐为指挥;三为骑兵搜索队,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为指挥。是日,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塞子宿营。18日早晨6时左右,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把骑兵队团团围住。秋山下令与清军交战,枪剑相向,人马混战,十分激烈。后来清军越来越多,势不可当,日军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见势不妙,只好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有些受伤日兵不能行走,马又丧失,便举刀切腹或割颈自刎。此次土城子迎击战,日军死伤55人,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但是其后清军不敢主动迎击,光是消极防御,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开始总攻击。是日,各军进入预定的阵地。骑兵搜索队警戒盘龙山以西,部分骑兵搜索通向旅顺的道路;右翼纵队第一师团攻椅子山炮台,混成第十二旅团攻二龙山炮台;左翼纵队在旅顺东北布阵,牵制清军;军司令部驻土城子南;联合舰队在旅顺海口一字摆开,牵制清军兵力。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西宽少将为先锋,率领第三联队首先攻扑椅子山最西的炮台。炮兵则在椅子山西面布阵,同时攻击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清军发炮应战,但由于日军大炮命中率高,炮台被摧毁。最后第三联队的步兵发动冲锋,一举攻下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时为上午8时。
山地中将攻下椅子山炮台后,又令炮队攻击松树山炮台。炮弹击中其火药库,猛然爆炸,松树山炮台彻底被毁。此时长谷川少将的混成旅团正在攻打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由于第一师团各部队包抄两炮台的背后,清军腹背受敌,终于不支而退,二龙山、鸡冠山两炮台失陷。时近中午。
旅顺背后各炮台大都陷落,所剩的只有海岸炮台。海岸诸炮台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所有大炮都能作360度旋转,四面八方都可以射击。日军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奉命攻打该台。当日军一逼近黄金山炮台时,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便弃炮台逃走,炮台被日军轻易占领。时为下午5时。东岸其他炮台如摸珠礁、老砺嘴等炮台守兵,见主将已遁,也都不战而逃,东岸炮台全部失陷。
至晚上,西岸炮台尚在清军手中。但是当夜张光前率领部下沿西海岸向北撤退,西海岸诸炮台也尽归日军所有。这样,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李鸿章经营旅顺16年,耗资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但不能守一天。后来,总理船政、专办水陆营务的道员龚昭??与?以“不能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迨船坞失陷避至烟台”等罪名被捕,交刑部治罪,作了替罪羊。
日军攻占旅顺后,滥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约2万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关于此次大屠杀,许多欧洲人留下了亲眼目睹的记录。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于11月24日(日军攻占旅顺后第四天)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他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说:“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