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他们为何甘愿退位?史上太上皇挨个数
太上皇,是皇权政治的特产。辞书的解释是:皇帝的父亲,也叫太上皇帝,简称上皇。不过,第一个被称为太上皇的秦庄襄王,却是死后由其子秦始皇追尊的;其后,汉高祖刘邦亦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这两个早期的太上皇,和后来的由皇帝而太上皇的那种情况有别。
由皇帝而太上皇,用当代政治语汇说叫“退居二线”吧。检索史籍,这类正牌太上皇有:晋惠帝司马衷;十六国时代大凉天王吕光;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北齐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北周宣帝宇文赟;隋炀帝杨广;唐代高祖李渊,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顺宗李诵,昭宗李晔;宋代徽宗赵佶,钦宗赵桓,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光宗赵惇;西夏神宗李遵顼;西辽直鲁古;明英宗朱祁镇;清高宗弘历。
皇帝宝座之极具诱惑力,可借用毛泽东的诗句来表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病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英雄”武力赶下台;活着能让出皇帝宝座——哪怕是让给自己的儿子,毕竟很难得。权迷心窍如唐宣宗,大臣请他早建太子,他一听此言便满脸不高兴:“若早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视权力为命根子,皇帝老儿最怕“下岗”,那些禅位去做太上皇的,实乃形势所迫,不得不尔。
大致说来,皇帝禅位而为太上皇,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国事艰难,皇冠变为“愁帽”,甚者宝座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于是主动摘愁帽、离危座。
高湛是北齐第四任皇帝,史称武成帝,本性好玩,佞臣和士开则公然劝他不必为政事劳心费神,当趁年轻及时行乐,“一日取乐,可敌千年”!此言正中玩主下怀。而当时的外部环境又很不利于高湛行乐:强敌北周联合突厥屡次攻击北齐,干戈不息,操劳国事,委实恼人,他遂临阵撂挑子,传位于太子高纬,自称太上皇,专务玩业去了。
高纬史称后主,其玩性实在乃父之上。尽管此时北周愈益强大,志在吞齐,江南陈国亦随时准备趁火打劫,高纬仍自编自弹自唱《无愁之曲》,因有“无愁天子”之称。“无愁天子”愁更多,待周兵一路追杀过来,围攻齐都邺城,高纬全无演唱《无愁》曲的洒脱,愁眉紧蹙,计无听出,唯有自摘愁帽一着——皇冠让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去戴,自己做太上皇吧。国难当头,一推了之,大概只有“无愁天子”能想出这“高着”。你成年人扛不起的重担,却压给一个儿童,这不是拿治国当儿戏吗?事实上,高纬的太上皇只做了一个月,便当了俘虏,很快就被砍了脑袋。
唐睿宗李旦登上龙椅,得力于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二人。缘此,太平公主权倾内外,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现,朝臣亦分为对立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睿宗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自己做了太上皇。
唐玄宗皇帝位子坐了四十三年。前期,他励精图治,将唐王朝带进“开元盛世”;后期,他耽于声色,任用权奸,政治腐败,终致“天宝之乱”。叛军攻陷京都屏障潼关,危急关头,玄宗仓皇出逃,马嵬兵变,爱妃不保。沿途百姓拦道挽留,玄宗不得已,乃令太子李亨留下,宣慰百姓。李亨接受大臣建议,为了安定人心,即帝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肃宗一面布告天下,一面遣使上表,尊玄宗为太上皇。避难成都的李隆基,面对破碎的山河和风雨如晦的政局,面对既成事实,也只好顺水推舟,接受尊号,交出传国玺。
国难当头,皇帝难当。宋徽宗在强敌压境的危难关头,也选择了退位交权。北宋末年,饥民造反,金兵紧逼,内外交困,政局岌岌可危,徽宗被迫下“罪己诏”,姿态不可谓低,然腐败早已病入膏肓,此举实在于事无补。惶惶不可终日的徽宗,避难卸责的惟一选择便是让位,把烂摊子甩给太子赵桓去收拾。钦宗赵桓力图刷新政治,扭转颓势,即位半年时间便将前朝宠臣贬杀殆尽,全然不给太上皇一点面子,其整顿力度够大,手腕够铁了,怎奈国家之弊已无药可医,决不是撤换几个人所能疗救。赵佶的太上皇美梦也迅速化成了噩梦,做了金人俘虏,戴着一顶侮辱性的“昏德公”帽子,屈辱地熬尽残年,客死他乡。其实,这完全是他自食其果,怪不得别人。
宋徽宗是由太上皇变俘虏的,而他的儿子钦宗却是在俘虏营里得到一顶“渊圣”冠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后,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接受改造的兄长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抛出这类似太上皇的荣誉称号,不过是赵构的政治秀,对度日如年的昨日君王赵桓则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