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声中

　　古今中外，文人当乞丐并不鲜见。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1925年11月7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万提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堂吉诃德》那样的作品了。”为此，鲁迅两兄弟打起了笔墨仗。鲁迅在其《不是信》中说陈西滢是“道听途说”；周作人《塞文狄斯》中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是有趣，不禁发了一点考据癖的痴”，最终得出结论：“他的窘况确是历历如见，但似乎他那悬鹑百结的真相却终于没有人亲见，——自然他的亲戚朋友是看见的，不过不曾见诸记录。”
　　不管人家塞万提斯是否真的当过乞丐，杜甫当乞丐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唐冯贽《云仙杂记·惠一丝两丝》引《浣花旅地志》记曰：“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云仙杂记》是本小书，作者也名不见经传。它的真实性，我们从杜甫一生坎坷的经历可以看出来。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杳，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有九。”大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杜甫过着近似于乞丐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时运不济。那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有些背时。杜甫年轻时，不大求上进，《唐才子传》说他“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公元747年，风流天子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三十五岁的杜甫才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而，天不遂愿，据说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从中作梗，搅了局，致使无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而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他自己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 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也是杜甫当乞丐的开始。尽管长安的日子苦是苦了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弃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公元751年，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终还是没了下文。好不容易当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以为自己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不料仅仅一月之后，安禄山造反，打乱了他的计划。保命要紧，大家一窝蜂地逃出了长安。公元757年，郭子仪率兵收复了京师，杜甫随唐肃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长安。这一阶段，他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他不知明哲保身，偏偏要替在平乱期间老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日里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二是性格“褊躁傲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 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穷而后工”成语字典中对它的解释是：旧时以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来，最终被人称为诗圣，客观地看文人当乞丐真的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