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普遍的认为秦的灭亡是因为秦的暴政，历史上的所有的评论都是一边倒，那么秦的灭亡就仅仅因为一个所谓的“暴政”吗，到底什么是暴政？怎样理解喃，我个人觉得秦的灭亡是由于1秦不当的政策；2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3民族的分裂性。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以民为本。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我国国情。]
一 秦统一后的不当政策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过秦论》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秦复爱六国之人……谁的而诛灭。”
——————杜牧《阿房宫赋》
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不同时代的两篇文章，但是可以揭示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秦朝最终灭亡是因为施暴政，不行仁政。那么秦完成统一后到底干了些什么，施了哪些所谓的暴政？
公元前221年秦灭掉六国后，很快就展开了对帝国的经营。
首先确立皇帝名号，看来秦始皇也相信“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如下记载：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最后所议的结果是：天子的命令叫制，令叫昭，自称叫朕，号叫皇帝。这个称号不仅高于六国王号之上，而且是凌驾在三皇五帝之前，凸现出秦始皇的自信和骄傲。
第二，建立以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和行政机构，封建国家机器初具规模。中央设三公九卿，辅佐皇帝；地方上，全国推行郡县制，于是全国被分为36郡，正如峰山始皇功石刻里说：
“追念乱世，分封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皇于野。自泰古始，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这当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彻底废除了六国旧贵族的政治基础，被后世所袭用，直到元朝推行“行省制”才结束。
第三，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大力维护地主阶级利益。
第四，实行经济上的“三统”即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同一车轨，使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第五，扩大疆域。贾谊在《过秦论》中描述到：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地，象郡……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干弯弓而抱怨。”①
到此秦帝国的疆域正如琅琊台始皇功石刻上所写到；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南沙流沙，西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至意去事实不远了。”
看来秦帝国不仅收获了六国的领土，还积极向外扩张。它西到陇西，北抵长城，南濒南海，东到大海，生活着各民族人民两千万人，这一切背后是血腥的战斗和人民的痛苦。
第六，推行“书同文”政策，统一六国文字。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些都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政策。所焚烧的书籍为秦以外的历史、古典作品和诸子百家的哲学，只有秦朝所记载的和医书、占卜、农桑等书籍不在焚烧之列，这明显带有文化狭隘主义，自然会激起六国“愚民”不满，甚至愤怒。
第七，不断进行迁豪、徙民，将六国的旧贵族及少数富有的依附者和富贵大贾都迁入咸阳或远离原籍的新领土。这是惩罚性措施，因为秦把六国旧贵族作为主要危险加以防范，同时“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第八，大办工程，有些劳民伤财，从而造成了人民的空前负担，最著名的一是修长城；二是修阿房宫。前者《史记•蒙恬传》记述此事：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延袤万余里……暴师余外十余年。”
可想而知其开支是多么大，所以民间有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故事，痛诉修长城之弊，但不可否认长城对于保卫华夏文明的巨大历史作用。
后者秦始皇竟能用七十余万之力修阿房宫，“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真是虚荣心达到了极度。
第九，“依法治国”。颁布《秦律》，法律苛严，制造了大量刑徒，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后来，刘邦入关的告渝就有“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话。
这九点只是简单的归纳了秦的统治政策，始皇的十年统治是他自己自掘坟墓的十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所以后世称这些政策为“暴政”，我个人认为有失公允，原因如下：
一．        这个所谓的“暴政”是站在后来统治者提出的有关温和政策上去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发展观认为对过去的事实，要用历史的眼光，把认识的对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虑，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事物，更不能苛求前人。既然如此，我们与其说秦是采取了“暴政”还不如说是采取了不当的政策，这样更好的评价秦的功过是非啊！
二．        这个所谓“暴政”不足以评价秦的统治，也不足以完全证明秦的灭亡。我们知道秦始皇的统一是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的，一个能结束长达500年（公元前770——公元前221）的社会动乱和使广大人民安定下来的事件就是一件造福千秋万代的好事，他所采取的统治政策在当时的正面作用是积极的，而且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之巨大。经济上的“三统”避免了未来中国持续的四分五裂；郡县制确立了封建地方制的基本规范；抗击匈奴营造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难道这些开先河的壮举就叫“暴政”，既然是开先河，自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免发生错误，只是错误实在太大了，导致了亡国啊！
所以我认为秦的灭亡从这个层面讲由于采取了不当的政策，不当即显得急噪和仓促，没有考虑到人民的承受能力，但政策本身没有错啊！  
当然我认为秦的灭亡在我眼中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由于不当政策，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吧，这得从战国封建社会确立说起。

战国普遍认为是从“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开始的，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一系列斗争最终夺取（如秦齐）或控制了（如楚）国家政权，所以战国时期的封建化突出表现在各国的强国变法，其代表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君变法。
  魏国
李悝变法，是开战国变法运动的先河，《汉书•艺文志》列诸子的著作时，将李悝的著作《李子》32篇列为法家之首，可惜早以失传了，但足以说明李悝变法作为开先河变法的启发性和带动性。变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这就是“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罚必当”①。他视“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世袭贵族为“淫民”，为此他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朱曰方之”②。 这反映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要求的变革。
二． 实行平籴法，维持经济秩序。平籴法的结果是 “故虽遇饥谨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敬，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③。有利于打击投机商人，为改革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三． 制定《法经》。建立法律制度，实现地主阶级治国走向制度化。
  楚国
  吴起变法，是一场悲剧式的变法，变法主要内容是：
一． 废除贵族特权，打击贵族势力。他认为楚国之所以“贪国弱吴”是因为“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贵族“上逼王而下虐民”，将旧贵族从城市迁到荒凉处，这与后来秦始皇迁豪徙民政策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打击旧贵族势力，削弱甚至消除他们的政治统治基础。
二． 整顿吏治，革新政治。吴起主张“损不念之拔官，以奉选铄之士”。
   秦国
   商君变法，一场较彻底而且取得了实效的变法。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变法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
1．“令民为什伍”，实现连坐法。反映出法家统治的残暴性。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这是对后世经济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政策。
3．奖励军功，按功受爵，贵族无军功则不受爵。
4．“燔诗书而明法令”。有利的打击了儒家的复古思想，确立了法家思想。
变法的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
1． 统一秦国的度量衡，为后世秦颁布全国度量衡标准打好了基础。
2．  废分封，行县制，开六国地方制度的先河。
3．“为田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制。
当然还有齐国的变法，它重在“治吏”，任用贤能，以“赏一人，诛一人”①收到了效用，于是有“燕赵韩魏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朝廷”②。魏国重在建制，任用申不害变法，他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树立君主的权威，所以“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③。赵国任用公仲连改革，集中为教化人民，建立选官制度和改善财政，以赵灵王胡服骑射、革新政治为突出表现。燕国改革十分晚而且不具体，直到燕昭王才有效果，他“卑身厚币以招贤者” 使得“燕国殷富” ，最后“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 。
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各国变法扫荡了旧贵族势力，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国家过渡,得出这个结论，我不敢早下结论，理由如下：
一． 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各国变法有相同处，集中表现在政治上为扫荡旧贵族，倡导任贤举能，广纳人才，实质是否定奴隶主贵族特权，选拔封建人才，夯实统治基础。但是，他们的变法是不同时进行的，存在着先后的继承关系，如商君入秦就携带有李悝的《法经》一书。这使得各国的变法的深度和广度上是不相同的，如吴起变法主要局限在政治上，而李悝的变法又缺乏思想统一，都不如商君变法较全面。因而说“扫荡了旧贵族势力”就显得有些偏颇，既然是“扫荡”，那么变法应该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的各个方面，彻底将旧贵族压服，但我们知道即使是商君也不能完全做到这点啊！我们公认他的变法只是较彻底的，也就是说或多或少有地主阶级不能涉及的地方，况且商君最后被车裂也与当时的旧贵族残余势力有一定关系的，其它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从变法的结果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魏国的强势并没持续多久，后来强大的秦国让它被迫割让了河西的土地，魏国也将自己的都城迁到大梁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齐国也是如此，被一时强大的燕国将领乐毅所率的六国军队连下自己70多座城池，最后“齐国不下者，唯独营和即墨” 。韩国申不害变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是法家重术的代表，术就是指国君任用、监督、掌控臣下的方法，权可被君主所用，那么也可被臣下所用来争夺权力，这就不难想象韩国后期始秦国宰割的原因了。楚国因为没有经历过“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那样削弱宗法贵族的政治革新，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改革又影响到了旧贵族的利益，于是“宗大臣作乱而诛吴起” ，楚国的变法也基本失败了。只有秦国商君变法较为成功的，秦一举成为强大的霸主，虎视六国。正如《战国策•秦策》描述那样：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安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又如《史记》也说：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当贼，家给人足。民善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看来商君的变法使秦国唯一真正的基本上确立了封建统治，正是如此，秦国才能统一全国。这是先进制度对落后制度的胜利啊！如果说“各国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国家过渡”就有些牵强附会了，实际上变法效果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之所以不同完全是由于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封建化程度）决定的。
二． 我们的学者们混淆了“进入封建社会”和“确立了封建社会”这两个的理论范畴。“进入封建社会”是社会形态，只要出现封建形态的特征就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政治上，奴隶特权统治基本被废除，地主阶级控制了国家的政权；经济上，作为封建经济的最基本形态和保证的私田大量的出现，一些国家（如秦）已经确认了土地私有化；文化上，以法家为代表的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逐渐成为了主流思想，这些都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显着特征啊！而“确立了封建社会”是封建势力同奴隶主势力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奴隶主势力彻底被消灭，封建制度在各个方面都确立起来。这样看来战国时各国通过变法后两股势力在很多时候在许多的国家还在此消彼长，楚国的吴起被杀就是典型的例子，这表明封建势力还不能完全的驯服奴隶主势力，但只是时间问题。这好比是15、16世纪的欧洲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一直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完成才标志着资本主义势力最终战胜了封建势力，确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斗争长达300多年！
所以我只能说战国只是进入了封建社会，不是确立了封建社会，这个确立的历史任务只能交给一个强大的，而秦帝国是失败者，汉帝国是成功者。秦统一中国后正是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过渡期。其一，秦帝国的地主阶级统治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封建经济基础并不巩固的帝国，这是由于战国各国的变法埋下的隐患；其二，经过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动乱和兼并战争，尤其是秦统一的10年历程，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盼望统一能带来“休养生息”，但秦却执行了不当的政策，企图凭借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来巩固统治，最终走向了灭亡。可以大胆的说：
秦的统治是在超前的生产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足以驾驭生产关系；它的统治政策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必将灭亡！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的。秦末动乱时六国旧贵族伺机起来复国，最典型的是项羽拥立楚义王，恢复楚国势力，《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其家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 说明本身项羽家就是世袭的旧贵族。试想如果封建经济很巩固了，可不可能让旧贵族兴风作浪，这完全说明了战国变法给秦国留下了一个封建经济在各个地区个部门间不平衡的局面，至于社会生产力状况可以由下面的汉初政策说明了。

汉初郡国并行和休养生息政策的认识
刘邦建立的汉帝国所推行的统治政策明显带有“汉承秦制，有所损益“的历史特点。一方面发扬了秦帝国统治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吸取了）秦帝国统治一定弊端，从而造就了400年的辉煌基业，不的不说刘邦以及他的继承者和他打天下的治理天下的群臣在认识秦的灭亡上是教深刻的，这些统治政策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秦灭亡，毕竟前车之鉴，后人之师啊！其中郡国并行和休养生息两个政策尤为值得重点认识，它们能有力的侧面说明秦灭亡与社会生产力状况是有关的。
郡国并行政策
顾名思义，就是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推行郡县制我们并无疑义，因为封建社会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上最大的特点是废分封，行县制，这样才能适应封建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保障地主阶级利益。那为啥还要实行封国制喃？汉的分封与西周的分封是迥然不同的，汉的分封是明显带有封建性，最终形成的是食封地主阶级，但食封地主阶级与以前的旧贵族其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表现为分裂割据的劣根性，也就是在他们的本性中具有残存的奴隶时期思想。
1． 搞封国制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有的学者认识到搞封国制是刘邦等地主阶级对诸多时代制约国家的能动回应，是历史必然和偶然性的统一。西周奴隶王朝建立起了严密的宗法等级性和分封制，目的是使奴隶主贵族内部财产和权力继承与分配规范化，实行了数百年之久，因而形成了巨大的传统力量，使得丧失了政权的六国旧贵族时时刻刻想准备复国的希望变成了行动，就六国一般百姓都没有泯灭对故国的怀念，如楚国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因为秦没有使统一的政治意识普及，实行了对六国的歧视性压迫剥削政策，原六国百姓对统一向往幻灭，揭竿而起，在秦末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刘邦实施这种政策具有某中必然性，换句话说这是封国制实行的历史原因啊！
2．  搞封国制也是为填补迁豪徙民后的社会问题，努力恢复生产的需要。首先要搞清楚秦推行迁豪徙民政策，为什么汉也要继续推行喃？我们知道：倒秦运动是被那些遭剥削的贫民农民及奴隶所发端，被屈服的的残余的势力贵族所继承，被支配社会的地主阶级所利用，以收成最后成果，确立统一的帝国的行为。这是周谷城老先生的精妙总结，所以一些旧贵族及其支持者们经过大动乱其势力迅速膨胀，刘邦将其歼灭后，他们的残余势力正如秦歼灭六国后的情形，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当然刘邦等地主阶级对他们采取了温和手法，他们也开始逐步转变成封建官僚。那么他们活动的地区该如何处置喃？这些人物都是当年项羽分封的诸王，即使离开了在原来的封地他们的威望还很高，要避免分裂，不得不推动封国制，让这些地区的人民受到一个新的王朝委派的封国人物统治，已满足当地人民的传统思维（正如在1中说的），这是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经过七年的楚汉争霸，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十户有五、六户地区就很不错了，汉帝国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完全的精力去统治全国，还不如实行封国制，采取特别委任，让其发展，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这是实行封国制的现实原因。
3． 搞封国制更是汉地主阶级所做的周密思考后的决定。在秦初建国时，讨论到国家采取什么地方行政制度时，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到以丞相绾为首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诸侯初破，齐、燕、荆等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为上幸许。”然而只有廷尉李斯持有反对意见，他说：“周文、武王所封子弟甚多，然后所属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统一，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他的高瞻远瞩得到了秦始皇的完全赞同，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李斯的结论有合理性，其一他是站在长远上看，郡县制是封建国家持久的政治保障，后来的汉帝国最后还是结束了封国制的生命，从此以后的其它封建国家对封国制就很谨慎了；其二他是站在秦国的历史及传统上看，秦实施郡县制也有至少100年，因为在商君变法中就有“废分封，行县制”，从此以后秦就完全是个郡县制国家，郡县制为秦塑造了强大的国家力量和积累了丰富的统一物质，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是可行的，是秦区别与其它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先进。但李斯没有看到的是“分封制，实行了数百年之久，因而形成了巨大的传统力量”和“迁豪徙民后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他缺乏现实考虑啊！而汉初也遇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就很现实，《资治通鉴卷十一》记载到汉实行封国制是因为“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惩秦孤立而亡”，《汉书》也记载到：“汉兴之初，海内处定；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可以看出了刘邦代表的地主阶级是认为秦的灭亡孤立无援是其中原因之一，这是实行封国制的个人原因。
休养生息政策
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只要与民有好处的都可以称为“休养生息”，简单来说就是轻徭薄赋慎刑，保养民力，恢复经济，这正是当时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后应该推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缓和秦统治时期产生的阶级矛盾，但不能单纯理解这些阶级矛盾只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其实还有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通过这些政策从而驯服了奴隶主贵族，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而反观秦的统治政策却是一些高压歧视，不惜民力，大建工程。
这两个政策之所以实行，归根结底还是由当时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有关，汉帝国的封建经济基础是不稳固的，这与秦帝国刚开始是极为相似的，但秦帝国统治者急于推进封建统治，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生产力状况，盲目乐观。其实这两个时代的经济成分还很复杂的，如秦简《仓律》就有“隶臣田”的记载，反映了奴隶制经济有的局部存在的情形，所以延续封国思想也是有一定的奴隶制残余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影响，正符合一定的社会思想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集中反映的原理。
仅仅是经济的因素导致秦灭亡吗，我觉得社会因素，尤其是华夏族不断形成发展以及其分裂性也是导致秦走向灭亡的又一个关键因素啊！

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看起来是个民族问题，但实际上是与一个社会的进步和一个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社会不断前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又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在汉以前的时代我们自称自己为华夏族，即使到现在我们也称自己为华夏儿女。
华夏族的来源学者普遍认为是由炎黄两个部落进行的融合再加上与苗蛮集团、东夷风偃集团的战争、交流中实现的。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认为， 五帝时代的氏族和部落可分为三大集团： 一是黄河中游的华夏族集团； 二是下游的东夷风偃集团； 三是南方的苗蛮集团。华夏部落集团是最重要的集团， 由它构成了华夏族的主体。这个集团由黄帝、炎帝两个部落构成。《 国语•晋语四》说：“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 生黄帝、炎帝。”这说明炎黄本出一源，都是少典和有蟜氏族的后裔。一位学者这样描述的：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即东夷风偃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自然而然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具体来说华夏主要就是在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同时陕西也逐步纳入进其范畴，共同地域开始形成。
华夏族的初步形成现在的学者也都普遍认为是在三代时期，夏、商、周三个奴隶制国家的建立，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渐趋一致， 这才加快了华夏族共同体的形成。华夏族完成了第一次的整合，这个整合可以说是共同地域的正式形成，共同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也慢慢形成，正如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正好说明这三个朝代的连续性，可是到了西周末年，周天子昏庸无道，致使以戎狄为首的北边各族大举入侵中原，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大动乱时期，也给华夏族进一步整合奠定基础。
华夏族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不断开始的兼并战争，使得国家林立的华夏族聚居地走向局部统一，同时凡接受华夏文明的各氏族、部落基本上被华夏族所融合，一些大国也对其周边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进行民族同化，华夏族的共同地域不断的扩大，一批反映华夏文化的书籍也相继问世，比如《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都共同的将炎黄作为自己的祖先，“尊王攘夷”的思想华夏族这个时期主要思想，也就是要保卫华夏文明果实，不让其他落后的民族破坏，形成了共同心理素质。正如一个学者认为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但是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共同体不是三代那样松散的联邦，三代只有共主，共主的权力是一种威信力，而非约束力，它是由不同的华夏族诸群默认的，缺乏真正的强有力的统治力，一旦失去威信，共主地位也就当然无存，自然而然春秋战国的动乱也不可能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必须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要有绝对的强有力的统治力，这就孕育者中华大地的大统一。
秦国吞并六国，成为这个共同体，华夏族真正形成，但是作为周封被称为“ 诸夏”， 亦称“ 诸华”， 或“ 华夏”连称的诸侯心理上不可能就接受完全统一的事实，秦始皇一生历经了两次被刺杀得危险，第一次是在统一过程中，荆轲刺秦，它发生的背景就是在“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 ，而且已经到了“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 。对于国小力微的燕国又不甘心被灭亡，希望通过刺杀秦王嬴政，使得“彼秦大将擅兵於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 由此来说在华夏诸侯心理的那种国家使命感并没有因为开始统一而覆灭，反而更加的强烈：第二次是在统一六国后，始皇巡游四海，发生了博浪沙事件，在博浪沙这个地方张良用铁锥企图谋杀始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记载，张良的身世就是没落的韩国贵族，“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就是统一后很久了诸华的仇恨仍然没有泯灭，仍然无法接受被统一的事实。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华夏族刚刚形成后的民族分裂性在一定情况下大于民族凝聚力。而秦帝国又采用了激进的统治方式，企图彻底消灭很小差别的华夏族诸侯民族性，这就表现在文字的统一和经济上的三统，从而在经济文化上实现完全的华夏族，但是秦帝国没有看到人民的承受力和接受力，忽视了它的政策恰好是民族分裂性的催化剂，因此秦帝国灭亡是华夏族形成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不断整合的任务就交给了汉帝国来实现，所以从汉朝以后，华夏族就改称汉族，汉帝国在推动华夏族的进一步再整合最后形成汉族和医治秦帝国留下来的种种创伤做出了历史的贡献。人民接受汉族这个称号，而将秦帝国送入坟墓是有原因的，它从侧面反映出秦帝国的灭亡。
从历史因素看。秦帝国给汉帝国留下来的不仅仅就理解为一个满目凋敝的社会，还为汉帝国留下来了许多的统治财富，汉帝国再也不用为文字不统一而发愁，再也不用为经济上的不统一而发愁，秦帝国的伟大功绩已经将华夏族在经济文化上完全统一了，现在汉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民力，休养生息，稳定压倒一切，随着国力恢复，民族的凝聚力就会上升，分裂只是次流。而并不是想秦帝国那样激于推进帝国经营。
从现实因素看。汉高祖刘邦是通过武力征服了华夏，有强有力的统治力。其一汉朝统治者推行温和政策，而不是像秦帝国那样对待六国遗民是残酷的，称他们为“贱民“，缓和阶级矛盾，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不断进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治世，从而赢得民心：其二，在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提高了华夏族的民族自豪感，共同的心理素质得到了加强，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固的万里长城来保卫华夏文明深入每一个汉人心里。
从个人因素看。华夏族的文明起源是在现在的齐鲁大地上，而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恰好在离中原文明发源近，反观始皇帝，世世代代都是陕西人，陕西是后来才被华夏文明融合的。从民族认同心理来看，对刘邦所建立的大汉帝国自然而然就有亲近感，自然也愿意称自己为汉人。
不管如何，秦帝国的灭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最根本的是经济因素，最直接的是不当的政策，还有社会民族因素是最有力的因素，通过分析秦的灭亡，我们应该不断的思考他的灭亡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以民为本。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我国国情。在做出任何一项决策的时候都要考虑方方面面，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