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为什么会在天上飞？你如果问我，我一定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你如果拿这个问题去考一个小学生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你：“牛在天上飞，刘邦在地上吹。”

　　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个顺口溜，后来想想却很佩服—那些没有看过《史记》的孩子的确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刘邦把牛吹到了天上。

　　刘邦吹牛技术一流，不仅把牛吹到了天上，同时也顺便把自己吹到了皇位上。因此，刘邦的过人之处除了“能将将”，除了“幽默”等等之外，还有“吹牛”。刘邦是吹牛的集大成者，他的牛吹得自成一体，吹得出类拔萃，吹得空前绝后，吹得天花乱坠。

　　其实，整个汉朝就是一个吹牛不纳税的朝代，率先觉醒的一批豪杰都有吹牛的看门绝技，譬如张良，譬如韩信……然而，虽说吹牛无先后之分，但仍然有高下之别，一个人的吹牛水平会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基本的政治素质，同时也暗示了这个人的政治前景。

　　在很大程度上，韩信是个老实人，因为，他连牛都吹不好。

　　关于韩信，人们最为熟悉的是两件事，一件和无赖有关，一件和“漂母”有关。这两件事为汉语输送了两个成语—胯下之辱，一饭千金。

　　众所周知，韩信是淮阴人，据说，年轻时代的韩信有两大特征，一是贫困，一是无行。因为无行，韩信不能够被推选去做官，不能被推荐做官就不可能领到俸禄，领不到俸禄就使他无法脱贫。同时，韩信又没有经商的才干，所以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大问题。但韩信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他的法宝就是坚持不懈地到别人家去蹭饭。时间长了，韩信就成了当地的著名瘟神，街坊四邻避之惟恐不及，谁愿意义务供养一个游手好闲的大老爷们呢？

　　自己村里吃了个遍，韩信就转移阵地，到附近的亭长家蹭，毕竟亭长是干部身份，需要注意影响，需要保持和普通百姓的血肉联系，以免将来民主测评时候有人画不称职票。开始的时候，亭长硬着头皮让韩信在家里蹭。但可怕的是，因为韩信实在找不到第二家可蹭饭的地方，所以在亭长家一蹭就是几个月。亭长有苦难言，却实在抹不开脸，只想等韩信自己觉悟，亭长的老婆却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何须再忍？于是，亭长的老婆转换战术—改变吃饭时间，改变吃饭地点，提前做好早饭，将饭菜端到内室床上去吃。这下好了，韩信的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闯进别人的内室去吃饭吧？

　　实在饿得受不了，韩信就到附近河里去钓鱼。秦末的河流毕竟没什么污染，鱼还是有的。但韩信心里着急，越急也就越什么也钓不到。韩信的狼狈应该超乎我们的想像。

　　有一位漂母(就是老洗衣女工)看见韩信实在饿得可怜，动了恻隐之心，把自己准备的饭食拿出来让给韩信吃。韩信就这样厚着脸皮一连吃了几十顿，最后感激地对漂母说：“等我有了出头之日，我一定会好好谢你！”

　　后来，韩信跟随刘邦立功封侯，果然来寻找漂母，送了千金，此即“一饭千金”。此乃后话，不提。

　　这个故事虽然是韩信自己宣扬出来的，但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因为有韩信后来的确送去的千金为证。但下面这个故事就有点猫腻了，这个故事就是更为著名的“胯下之辱”。

　　在韩信的同乡里，有个年轻的屠夫，对每天吊儿郎当的韩信十分蔑视，没见到韩信就大肆侮辱。最为过火的一次是，有天，那个该死的屠夫又见到了韩信，他定定地看着韩信，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你个傻逼虽然长得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在女人面前摆酷，但我知道你是太监。”看到韩信没有反应，那屠夫又挑衅道：“敢和爷爷PK吗？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

　　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你猜到结果了吧—韩信仔细打量了那个屠夫一番，然后慢慢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屠夫臭气烘烘的胯下爬了过去。

　　围观者当然笑得很开心，并且一直笑到了唐朝。李白写道：“淮阴市井笑韩信。”这件事经常被作为论据提起，以此来论证“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在于丹老师看来，“真正的勇者有一种‘过人之节’，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内在理性制约之下的自信与镇定，这是因为他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件事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发迹之后的韩信出于某种目的有意编造出来的谎言。

　　首先，淮阴时期的韩信无非是条无家可归、连饭都吃不上的乏走狗，可怜到了连老太太都看不下去的程度。这样的人值得一个屠夫大张旗鼓地去侮辱吗？用韩信提供的理由，屠夫之所以欺负他，是因为他身材高大而又身佩宝剑，试想，那时候的韩信每天连饭都吃不上，就是有一千口宝剑，也会被他卖得干干净净。腰悬宝剑，四处蹭饭，在情理上是不成立的。因此，屠夫的侮辱也是不存在的。况且，当时的韩信也不知道革命领袖刘邦正在召唤，秦末农民暴动连星星之火都没有，韩信难道真的会“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吗？他真的会如同于丹老师说的那样，“内心有一种内在理性制约之下的自信与镇定”吗？

　　因此，所谓的出人胯下无非是一种自我标榜，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从小就“身无分文，胸怀天下”。从实际效果来看，韩信的确成功了，不仅以此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历史的高度评价。韩信以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形象走进了中国历史。

　　但是，这样的自我吹嘘却是低层次的，尤其是当他的吹嘘和同时代张良的自我吹嘘相比较的时候。

　　张良的先人是韩国人，祖父和父亲加在一起做过五代韩王之相。可是等张良长大的时候，却已经没有在韩国做官的可能了，因为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早把韩国给灭掉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张良心中的愤懑。

　　此后，时代风云变幻，张良信念坚定，意志顽强，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辽阔的大地上，处处记载了他的政治远见和高超谋略。他设计击败秦军，劝谏刘邦撤出秦宫，争取黥布、彭越，笼络韩信，进而灭楚。刘邦称帝后，他四两拨千斤，建议封赏与刘邦有宿怨的雍齿，从而彻底安定了人心，将祸患消灭在了萌芽之中。他是刘邦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刘邦对他言听计从，高度评价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张良的伟大，张良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辅佐刘邦，而在于自保。张良深知“敌国破，谋臣亡”，面对争功的同僚，他“不敢当三万户”；刘邦对他的任何封赏，他都表现得极为满足；在波诡云谲的刘邦统治晚期，他经常称病杜门不出，行“道引”、“辟谷”之术；他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处处表现得激流勇退。因此，在汉初“三杰”中，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张良却始终毫发无损。

　　至此，该让黄石老人上场了。

　　张良和黄石老人的相遇如同一场事先策划的传奇故事：在张良籍籍无名的时候，经常在下邳一座破败的桥上孤独漫步。有一天，应该是傍晚吧，张良无意之中意外地看见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他径直走到张良跟前，故意把鞋甩到桥下，挑衅似的对张良说：“小子，去把鞋捡上来！”张良有些惊讶，最后还是强压怒火，把鞋子捡了回来。谁知那老者得寸进尺，竟要张良替他把鞋穿上。张良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了上来，就替他穿上吧。老人把脚伸出来，看着张良乖乖地给自己穿鞋，满足的表情在脸上流露出来，最后老人笑着离去了，把张口结舌的张良晒在了桥上。

　　老人走了半天，却又突然返回，突兀地说道：“你是个好孩子，看你还有些前途。这样吧，五天以后天刚亮时，你来这里见我。”

　　五天之后，曙色初现，急匆匆赶到的张良，发现那老者已先行来到，还没站稳，就听到了那老人的不满：“没想到你和老人约会居然好意思迟到！”老人留下一句话之后愤而离去：“五天以后再来吧！”

　　又是五天之后，尽管起了个大早，但张良迟到依旧，老人依然是那句话：“五天之后再来吧！”

　　这次张良学乖了，不到半夜便披星戴月地赶到桥上，如同地下党接头。还好，总算早来了一次。过了一会，老人也来了，这次老人终于露出了笑容：“早就应该这样啊！”

　　在暗淡的月光之下，那老人如同变戏法一样拿出了一部书：“这是部奇书，掌握其要领，完全可以当帝王的老师。我料定你十年以后就会有大的发展。小伙子，好自为之吧！”最后又补充道：“十三年后，别忘了到济北见我，我就是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

　　从此，张良精研兵法，果然在十年之后找到了用武之地，刘邦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的文弱之躯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在刘邦的心目中无人可以替代。

　　在和老人阔别十三年之后，机缘巧合，张良果然因公事来到济北，那时他正跟随刘邦外出视察，路过济北的谷城山，意有所感，心内惆怅不已，十三年前的如烟往事突然涌上心头。他苍茫四顾，果然见到谷城山下那块醒目的黄石，他不管不顾地奔向黄石，毕恭毕敬地将黄石取回，从此奉若至宝，须臾不离。

　　去世时，张良还特意留下遗言，要求将黄石和自己一起安葬。

　　于是，黄石老人就成了一个永远传诵不已的神话。

　　汉初开国三杰中，只有张良获得了真正的善终。张良的水平和谋略不仅仅体现在运筹军国大事上，更体现在其防患未然的自我保护之上。一个关于黄石老人的传说，就是他的智商和情商明显高于韩信和萧何的具体表现。黄石老人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除了张良之外没有第二个目击证人。可是到最后，神话却来了个现实的结尾，张良假戏真做地弄来了个黄石作为物证，以此证明自己从前所言句句为实。虽然这是张良缺乏自信的表现，但这块黄石却巧妙地补足了张良所编造的黄石老人传说的缺憾。这块石头的出现，为张良提供了物证，同时也帮张良完成了自我神化。面对天助的神人，凡夫俗子岂可嫉妒？因而，最终张良得以全身终老。

　　当我们把张良的自我吹嘘和韩信的自我吹嘘放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出手不凡，什么是真正的大家气象。

　　张良自我神化的过人之处在于该故事既可以充分抬高自己，又死无对证。他和黄石老人的相遇本来就是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事情，居然又弄来了一个黄石作为证据证明自己没说谎。把这件事从后往前推，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还原的故事，神话和现实就这样天衣无缝地焊接在了一起。在整个《史记》中，张良与黄石老人的故事堪称神来之笔，它完整而封闭，处处显示了张良的匠心独具。

　　无疑，张良与黄石老人的故事是自我吹嘘的一个经典案例，分寸的把握、首尾的照应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然而，这还不能代表汉朝的最高水平，汉朝吹牛的集大成者是刘邦，刘邦以其出神入化的自我吹嘘技术将汉朝的吹牛推向了顶峰。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回顾，回顾一下刘邦时代之前的吹牛发展史：

　　燧人氏的时代，有巨人的印迹在雷泽之中出没，华胥踩到了巨人的脚印，在成纪这个地方生下了伏羲；

　　神农氏的母亲名登，是少典的妃子，到华阳游玩，有龙头使她感而受孕，在裳羊山生下了神农；

　　黄帝的母亲附宝，看见一道巨大的电光绕着北斗枢星旋转，照彻郊野，附宝感而受孕，怀孕二十五个月，在寿丘这个地方生下了黄帝。

　　《史记》也有诸如此类的记载：

　　黄帝生而神灵，不到七十天就能说话，幼儿时期就才智周遍，长大之后敦敏，长成之后更加闻见明辩；

　　帝喾高辛刚生下来就自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孙女，名叫女修。女修织布的时候，有一只燕子掉落一颗蛋，女修把它吞食了，生下儿子，名叫大业。

　　如果将刘邦之前的吹牛行为进行梳理，我们就会发现，早期的吹牛者总是那么保守，他们热衷于无性繁殖：伏羲的妈妈踩到了巨人的脚印而受孕，黄帝的妈妈看见了北斗星而受孕，大禹的妈妈看见了流星而受孕……总而言之，伟大人物的孕育，都不是通过正常的性交实现的。除了这些，他们能做到的就是吹嘘一下自己的智商—帝喾高辛刚生下来就自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直到刘邦横空出世，吹牛的高潮才彻底到来。刘邦是有目的、有策划、有方法、有手段地自我神化的第一人，刘邦的自我神化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并且有家人自觉的、全身心的参与。

　　如同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刘邦曾是秦始皇时代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作为亭长，他有机会经常到首都出差。对他来说，最大的心理刺激来自于就是那次与始皇帝的近距离接触，秦始皇的车马威仪使他萌发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宏伟志向。是啊，“大丈夫当如此也”，但是怎样才能“如此”呢？

　　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所有的皇帝和诸侯都出身名门，都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的黎民黔首能够染指皇权，即使是诸侯，那一个不是渊源有自？因为他们有着纯正的贵族血统，似乎他们生来就是做皇帝做诸侯做高官的，而那些贩夫走卒也只能永远是贩夫走卒。所以，出身低下的刘邦，虽然有着鸿鹄之志，但面对古往今来的残酷现实，面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无耻血统论，恐怕刘邦内心之中只能生出些难以言说的复杂感受。

　　为什么要神化自己？因为刘邦是第一个以平民百姓的身份走上皇位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很少有诸侯神化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贵族，无须神化就已登峰造极。你见过周天子与天下诸侯谁神化过自己吗？你见过秦始皇神化过自己吗？

　　但刘邦就不一样了，没有一番自我炒作，没有一番自我吹嘘，他只能是一个酗酒贪色、好逸恶劳的小小亭长，不要说走上皇帝宝座，就是混上县令似乎也不可能。但是，值得尊敬的是，刘邦是个有心人，他开始了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吹牛长征。

　　他一改有史以来对于伟大人物总是无性繁殖出来的实践经验，开始公开宣称自己是人神结合的产物。

　　精彩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刘邦的妈妈刘太太曾经在一个大湖的旁边休息，不知怎么就睡着了，一睡着就被别的动物给钻了空子，迷迷糊糊之中，刘太太感觉有条流氓龙色迷迷地过来了，一点过渡没有，就掀开了她的裙子，直奔主题。于是，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和后来电影上烈士就义时候的场景差不多。刘太太因此有了身孕，一生就生下了刘邦。

　　第一绿帽王、刘邦的爹爹作为目击证人用双眼记录了这一历史。满天都是绿帽子啊，老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开始四处炫耀。作为验证，刘邦也经常美滋滋向人展示自己大腿上的72颗黑痣：看，这就是龙种的标志！

　　从此，刘邦成了人龙杂交的第一人。你看人家刘邦的起点多么辉煌！

　　有了这样的身体叙事还不够，为了充分证明自己的亲爸爸就是那条流氓龙，刘邦还有一系列动作：

　　他让老婆吕氏四处对人说：刘邦这人了不起，我每天和他睡觉，都能感受到他的龙马精神。吕氏举例说：前一阵子，国家领导人始皇帝听说东南方有象征天子的一团云气，于是巡游东方，想借此把它压下去。我家刘邦就断定这团云气就是自己身上发散出去的，为了避免厄运，就逃到外边躲避起来，躲在芒山、砀山一带的深山湖泽之间。你猜怎么着，不论这小子藏得多么隐蔽，我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他。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那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可要发誓不要告诉别人。那就是，我家老公所在的地方，上空常有一团云气，顺着去找就一找一个准！

　　刘邦自己还亲口对别人讲了这样的故事：他曾以亭长的身份为沛县押送民工去郦山服役，民工有很多在半路偷偷开了小差。刘邦估计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民工差不多会逃光，于是趁着夜晚把所有的民工都放了。因为对刘邦佩服，有十几个民工决定跟随刘邦闹革命。这一拨开小差的民工在刘邦的带领下，夜里抄小路通过沼泽地，走在前边的人回来报告说：“前边有条大蛇挡在路上。”刘邦于是赶到前面，拔剑将大蛇斩为两截。

　　当然，斩杀一条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出人意料之外了。据刘邦说，后边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看见有一老妇在暗夜伤心地哭泣。有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妇说：“我的孩子是白帝之子，变化成蛇，挡在道路中间，如今被赤帝之子杀了，我就是为这个哭啊。”众人以为老妇是在忽悠，就要打她，谁知那老妇却忽然不见了。

　　出现了英雄而不知道崇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一系列自成一体的吹嘘，渐渐产生了作用，刘邦身边慢慢地有了大量的“粉丝”聚集。

　　因此，可以这样说：刘邦是最早的吹牛觉悟者，也是最早的身体叙事主义者。他的探索是多方面的，其理论贡献不可小觑。自汉朝之后，这一类的身体叙事就甚嚣尘上了：

　　北齐文帝高洋的母亲刚怀孕的时候，每夜有红光照彻室内；

　　隋高祖杨坚的母亲吕氏在冯翊般若寺中生下了杨坚，那天夜里，紫气充满了庭院；

　　唐太宗李世民生的那天，有两条龙在院落的门外嬉戏，三天后才离去；

　　梁太祖朱晃出生的那天夜里，他们家的房屋上面有赤气升腾；

　　唐高祖李渊出生时，身上有三个乳头；

　　朱元璋出生，遂致东南呈现出一派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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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秦末那个特定的时期，我们看到了三个牛皮大王：韩信，张良，刘邦。虽同样是吹，三个人的水平却判若云泥。

　　刘邦吹得高山仰止，最后顺风顺水地当上了皇帝；张良吹得神乎其神，最后封侯，寿终正寝；韩信吹得太过现实主义，结果被诛灭三族。

　　结局其实从当年开始吹牛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常言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吹牛，难道不也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