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曾经痛恨做上海人，大城市他去过不少，没有哪个地方像上海这样，让他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外省人。我们的朋友说他曾4次离开上海。我向他证实时，他纠正道：“共2次。”如果4次逃离上海再回来的话，就是嬉皮了，他加了一句。

　　按Z的脾气，是十辈子也成不了嬉皮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仍自称为理想主义者。4年前，他简直就是把风车当成假想敌的唐·吉诃德。一次他在楼梯口看到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指着一位女孩的鼻尖骂。他听不懂上海话，但看得出那对夫妇在欺负女孩，便要求夫妇讲普通话，Z想为女孩论理，结果上海话也砸向了他。Z发火了：“你们再不说普通话，我就看作是骂我。”争执了许久，他仍未明白对方骂什么。他在上海已把物质生活水准奋斗到中等偏上，但他还是连吵架的资格都申请不到。他拔出拳头，欲把那堆上海话砸得稀巴烂。上海话是他应战的第一架风车。之后他和老上海人又干了两架，都是因为文化和习惯的隔阂。

　　 Z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品尝到了无数细碎的挫折感。在西部森林、海南、北京或杭州，他的内心一直冲撞着，只是上海把这些冲撞逼到了极端。他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的一位朋友来上海，Z怎么点菜也吊不起朋友的胃口，不久那朋友留下1200万元存折和刚圈起来的300亩地，自杀了，留给Z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以前很贫穷，为了改变贫穷，我陷入了新的贫穷。”这件事改变了Z对山珍海味及物质的很多看法。

　　Z第二次离开上海时，挥了个很绝尘而去的手势，他辞掉了投资总部副总经理的职位，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峨嵋山下的一个小村庄。他怕他晚一步回家也会迷失自己。1年余7个月后，上海的同僚找到他时，他正在侍弄仙人球，他一直在种花，但确信自己不会一辈子种花。期间，唯一让他骚动的是上海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使他内心充满冲突的力量的地方，正是把他从非理性的自然人变成现代商业人的最佳课堂。

　　第二次回上海，走出虹桥机场，Z第一个念头是一定要学上海话。Z把家安在浦东，把太太和儿子接来，他们成了新上海人。站在黄浦江畔，他喜欢把上海看作八卦太极图，浦西是精致、成熟、柔顺的；浦东是生猛、年轻、阳刚的。这两块和谐结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上海，他心底的冲突好像全被这八卦太极图化解了。Z的儿子和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孩在学校操场上做游戏，他长大了不会体味到父辈初来上海时的内心冲突，因为我们也无法感受从宁波、绍兴或苏北来讨生计的先辈们初来上海时，到底是怎样的心情。

我在北京也没有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