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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治世为何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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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治世为何昙花一现

西晋,一个骤起骤灭的政权,其盛衰兴亡耐人寻味。曹魏以来推行的门阀世族是西晋迅速沦为乱世的罪魁祸首。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致使西晋的人才屈指可数,寥若星辰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八、九十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全国之后,西晋呈现出一派生机,百姓安居乐业。《晋书·食货志》说:“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全国统一之后,在西晋面前,似乎曾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然而,这个机遇却是昙花一现,接踵而至的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空前浩劫。不数年间,一个建立未久的统一皇朝轰然垮台,而好端端的中原沃土甚至被搞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境地。

“创业之主”是套话,“叔世”才是实话

一个政权的盛衰兴亡,其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尤其如西晋这样骤起骤灭的政权。西晋看似一个新政权,其实已是一部千疮百孔的老机器。当时的一位官吏刘颂已敏锐觉察到西晋歌舞升平之下的汹涌暗流。他称西晋社会处于“叔世”。“叔世”者,末世也。在给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中,刘颂一针见血地说:“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业之主,然所遇之时,实为叔世。”“创业之主”是套话,“叔世”才是真话。为什么说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晋政权已到了末世呢?他进一步解释说:“陛下泰始初年(265年)才登大位,但是朝中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过,纨绔子弟本性难移,所以当今虽是新朝,遭逢的却是‘叔世’”。这就是说,西晋的“叔世”现象最主要表现是统治集团都是前代功臣的纨绔子弟,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曹魏以来推行的门阀制度,核心就是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是公元220年曹丕执政时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考察士人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官人法规定,郡设中正,选择所谓“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兼任,负责评定其原籍所在郡士人(包括已出仕者)的等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把评定结果汇总到大司徒,大司徒审核后转交给吏部作为官吏选拔和黜陟的依据。由此,中正对士人及现职官吏进行考核,选官及官吏升降的大权也就掌握在中正手中。士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入仕,都必须经过中正的评定,以获取一定的品第,舍此则无资格入仕。曹魏立中正,史称“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品第标准,本为德、才。而自司马懿执政后,为笼络门阀世族以篡位,“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所谓“资”,即门资、世资所构成的“门第”。所以西晋推行的九品官人法,门第高则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门第低则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级官吏的职位完全被门阀世族垄断的局面,一如刘颂所说,当朝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因此,西晋门阀世族就是魏晋以来实行九品官人法中蝉联高位的家族,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即便才智过人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分明。九品官人法就这样既是门阀世族形成的条件,又成为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
人生就像稻草,风从哪边吹,就向哪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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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门阀政治是罪魁祸首

一个国家的兴盛,一个社会的发达,离开人才寸步难行。没有人才,就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统治者的责任,就是要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而九品官人法最大的弊端,是排斥人才、压抑人才,甚至扼杀人才。司马懿党同伐异,排除异己,不仅消灭政敌曹爽等,还株连大批正始名士。于是嵇康打铁以远祸,阮籍酗酒以自污,邓艾沉冤不得申雪。怪不得阮籍在观楚汉战场时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名士,心中该有多少痛楚。与人才济济的三国时代相比,西晋的人才屈指可数,寥若晨星,这就是西晋九品官人法推行的恶果。晋武帝无“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其群下凭门第居职,尽是庸才。三公素餐尸位,郡守辈多不亲庶事,不以政务为意。大臣如王沈、荀勖、贾充,位尊爵重,而无功劳可录,无政绩可记。有一次,侍中王济、孔恂、王恂、杨济同列,晋武帝称他们是一时秀彦,对公卿们说:“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这不过是一个昏君的自我陶醉而已。以定策伐吴、治军有方而闻名的羊祜、杜预并不得志,羊寄情山水,杜耽思经籍,还时常惧为朝中权贵所暗算。杜预在都督荆州任上,多次给朝中权贵送礼。有人问起来,杜预说: “我但求他们不要暗中馋害而已。”门阀世族中的代表人物琅邪王氏如王戎、王衍,都虚有其名。王戎、王衍都长得俊美,如玉树临风。王衍尤以清谈名世,其实他在玄学上毫无建树。

中国自古以来家族制度发达,家族是以同一男性祖先组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族长在家族中具有一定权威,领导家族活动与管理族中公共事务。在相当程度上,家族构成甚至取代中央集权国家的乡里的职能,而专制国家也乐见其成。所以,家族与国家关系和谐,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是,强大的家族——门阀世族——过度膨胀,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军政要职的家族,则破坏了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平衡,造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及政治危机。汉代以后,地方上的强宗大族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参政而使其家族向世家大族转变。而促成这种转变发生质的变化的,是魏晋实行的九品官人法。西晋计资定品之“资”,是包括父祖的功劳和资历,故一祖之孙、曾孙、玄孙,都受其祖的荫庇,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家族都是在其祖先的荫庇下获得高品,得以充任中央或地方的高官,其家族也就成为门阀世族。西晋时,司马氏是门阀世族中的第一家族,当然,这个家族已成皇权的代表。其他累世公卿、世代仕宦的门阀世族有东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颍川荀氏、河东裴氏、清河傅氏等,这些家族的子孙族人出任刺史、太守及公卿以下高官者难以数计。而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门阀世族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局的新时代。

任何一个社会、民族、国家,奢靡之风都是致命的腐蚀剂。西晋的奢靡之风乃史所罕见。晋武帝是西晋奢靡之风的倡导者。灭吴之后,他暴露出其骄奢淫逸的真面目,下令从孙吴宫女中选5000人进宫,使西晋后宫达万人。于是日日宴乐,夜夜风流,怠于朝政。每天晚上,他都不知该上何处,便乘坐轻便的鹿车,随鹿所之,鹿车停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宴寝。他不仅荒淫,而且贪婪。奢靡之风像流行病一样在权贵中传染蔓延。太尉何曾性奢豪,帷帐车服,厨膳滋味,务求奢华。一日食用花万钱,还说无下筷子的地方。而其子何劭,更是日费二万钱。外戚、中护军羊琇花钱如流水,经常不分昼夜地大宴宾客。于是,洛下豪富之家竞相仿效。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夸奢斗富,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此处不赘。这些纨绔子弟,因为有九品官人法的保障,富贵来的容易,官职如探囊取物,全无进取之心,以尚空谈、讲享受、比奢侈为荣。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前途,这样的国家能有什么发展!

历代以史为鉴

上述概括可能并不全面,但无疑是西晋门阀制度危害之大者。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晋书·武帝纪》写史论,他说:“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覩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唐太宗以史为镜,总结西晋治乱兴衰历史经验,他指出统治者应当处广思狭、居安思危,这在今日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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